最近，由于电视剧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的播放，张大民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“小人物”，并由此而再度推起刘恒的同名小说的热卖。有人预言，描写“小人物”的文学作品会深受欢迎，并且将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。最近，记者分别采访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，请他们谈谈对这种现象的看法。
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，大多认为贴近现实的作品会受欢迎。苏童认为，刘恒的作品走红是很自然的，他继承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传统，关注底层人的生活，反映人们的需要，有时代的背景。祝勇也说，刘恒的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反映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，很真实，因而引发许多人的共鸣。描写老百姓生活的作品虽然有一些，但不少是虚假的生活，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。李鸣生则强调了刘恒的生活经验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真实。他说：刘恒有长达二十年的底层生活经验，因而作品能接近生活的本质，代表市民的声音。
评论家李洁非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：“我们过去号召写工农兵，总是被英雄主义笼罩着，从小人物身上反映了高、大、全，普通人变得不普通，因而难以被人接受。”新时期以来，反映老百姓生活的作品很多。刘恒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，是因为他的作品跟北京市民社会文化比较贴近，关系密切，而且，刘恒把作品背景与胡同生活对应起来，很世俗化。池莉也有不少反映小市民生活的作品，描写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。评论家朱向前则从另一个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：刘恒的小说比较实在，有幽默感，笑过以后会流泪，很沉重。说起描写小人物的作品，他想起方方的《风景》，描绘城市下层的生活状态，关心底层民众的疾苦。池莉也有类似的作品，《天知地知》就很不错，描写底层的生活境遇，很有韧劲。蒋子龙的《人气》有某些类似的地方，已经引起关注。军旅作家阎连科也写过一些类似的作品。
也有些作家和评论家与上面的看法有所不同。邱华栋认为，中国进入了市民社会，所有的人都是小人物，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好事。但刘恒的作品似乎有迎合的一面，而且，小说受欢迎是拍成电视剧以后的事。写小人物的作品还有其他写得好的，比如，王安忆的《我爱比尔》也可以列入其中。另外，中国现在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与国外的有所不同，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小人物，凝聚了时代的悲剧，而中国有些作家把沉痛化为滑稽。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具有批判意识，具有思想史的意义，而中国作家的有些作品是大众文化。余华也认为贴近生活的作品会受欢迎，但他对“贴近生活”提出了自己的理解：并不是说生活中只有那些实际的事物，生活也应该包含着梦境、想象、幻想，甚至欲望。只有写出生活的丰富和人性的丰满，才可以说是“贴近生活”的作品。朱向前虽然对刘恒的作品充分肯定，但也认为刘恒作品走红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通过电视剧促销文学作品，看电视的不一定读小说，这里有一个错位。
谈起作品“贴近生活”，刘恒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认为一个作家既不能失去个性，也不能脱离大众，心灵一定要贴近大众，与大众沟通。张大民身上有我自己的影子。 他创作这部作品只是与原先的创作一脉相承，而且处境相似。在作品中，他极力要张扬的是张大民身上那种对生活挫折的超强韧性，这是中华民族的长处。
关于描写小人物的作品，不少作家和评论家都很关心。评论家李书磊说，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一直有，比如说《创业史》，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吧，只不过意识形态的色彩浓了些。南京的评论家王彬彬认为，描写小人物是新文学开创的传统，那时就有许多描写小人物的作品。沈从文的小说《丈夫》就很典型。社科院的评论家白烨认为：这几年描写小人物的作品不多，文学多少有些贵族化倾向，不关注老百姓的活法，不关注小人物如何坚韧地在社会缝隙中生存。刘恒描写他们如何尽量在精神上寻找开心，写出了一种生存方式，精神状态，确实值得大家敬重。
当谈起描写老百姓生活的作品是否会繁荣时，苏童说，他也关注现实，但表现手法有变化，作品有区别。至于这样的作品会不会多起来，要看个人的功力。李鸣生表示，我的作品关注大的方面，这与作家的社会阅历、天性等有关，与描写小人物没有高下之分。周洁茹说，她曾把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推荐给她父亲，那是她推荐给她父亲的唯一一部小说。她自己的小说《肉香》、《小林和小林的房子》也描写了困境中人们的生活。
对于当前文学界备受瞩目的不同文学形式，评论家与作家的看法各各不同。池莉的观点相当宽容：文学本身应该是多元化的，这是正常现象。而白烨则表达了非常含蓄的批评：与刘恒作品能相提并论的非常少，因而他的作品凸显出来，希望这样的作品多一些。许多人的眼睛都向上，而向下的不多。李洁非的批评也同样含蓄：王朔的作品看似写小人物，但实际上并不普通，有另类的感觉。新新人类写作比较个人化，对城市时尚的、物质的生活捉摸比较多，与酒吧、迪厅等相连系。因此像张大民这样的下岗职工就有特殊的意义。王彬彬的批评则要直接得多，他说，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从个人感受出发，也许很真诚，但作为生活在中国无法让人亲近。祝勇表达了另一种批评：至于反现代，感觉前卫，但把握的只是生活的外壳，没有把深层心理写出来。这些与人的心理需要相去甚远。作家写什么都可以，但要写得深刻。李鸣生认为，文学应该宽容，但在不同历史时期，应该分清主流，作家应该有历史使命感、责任感。文学不只是宣泄。
白烨认为：这几年文学多少有些贵族化倾向，不关注老百姓的活法。 刘恒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认为一个作家既不能失去个性，也不能脱离大众，心灵一定要贴近大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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